2009-10-07
老之将至，其言也善：自主保安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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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之将至，其言也善： 身为矿工，务必要增强自主保安意识 从煤矿退休后，定居南京莫愁湖畔，已经三年多了。但是，最让我魂绕梦牵的还是煤矿的安全生产，还是矿工兄弟们的人身安全。新闻报导说某某地方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我不觉得紧张，说某某国家发生空难，我不紧张，说某某地区发生重大恐怖事件，我也不紧张，但是，只要一听说煤矿出了安全事故，我的每一根神经都会立刻紧张起来。我觉得前者离我是那么遥远，而后者仿佛就在我的身边，使我倒抽一口冷气。我时常怀念那些和我一道参加工作，因矿难英年早逝，没有活到退休的矿工兄弟。我为他们惋惜，要是他们当初自主保安意识稍强一点，事故就不会发生…… 新闻媒体关注的是煤矿特别重大安全事故。但是，就国有大中型煤矿而言，仍然是“零打碎敲”式的死亡事故占多数，象“敲牛皮糖”那样，今天一两个，明天三五个，被“黑白无常”零零星星“敲”掉的。一年下来，死亡人数就惊人了。 我是六十年代参加南方煤矿工作的，自己本身就亲历过“九九八十一难”，“零打碎敲”的死亡事故案件见过不少，现在回想起来，发生这些死亡事故，故然与企业领导抓安全不力有关，相关责任人也难辞其咎，但捅破窗纸说亮话，与死者本人保安防范意识不强并非毫无关系，有些事故甚至就是死者本人直接违章造成的。而在分析这类事故的时候，人们只注意领导、相关人员和其他生还者的责任，很少有人从死者本人那里寻找原因，这主要是出于对死者的人道主义原则：“人家的命都没了，再说他的一差二错，就没良心了”。然而正是这样一种脆弱的心理因素，不仅曲解了“人的善良之心”，也曲解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对安全事故的死亡人员实行无责任追究这一根本原则。无责任追究并不是不追究，只是追究的目的在于让活着的人们吸取教训，避免类似事故重演，而不是要亵渥、罪及死者本人。死者真有在天之灵，他们也决不愿意看到矿工兄弟重走他们的死亡之路。 至少，在我身边发生的几起死亡事故中，多数是这样。 先说吴家恒，这是我到煤矿后结识的第一个文友，湘西人，个头很帅，不苟言笑，画得一手好画。他是第一个直接从井下采掘工人中调到工区机关从事宣传工作的。事故发生在“国庆节”的黎明。 那是七十年代初，时兴“夺高产，放卫星，庆佳节”，象“五一”“十一”这样的“革命节日”，只提“夺高产”还远远不够，必须“创历史最好水平”。为此，节前三五天就开始作会战前准备，这里且不说生产技术部门，那是为准备足够多的工作面伤透了脑筋。就是宣传部门，也真够你累的。从家属区、单身职工住宅区、职工食堂、澡塘生活区到井口工业广场，总之凡有工人经过、有工人驻足的地方，都要张贴大红标语，不得留有“白区”，还要事先写好贺信、喜报和奖状（预留空格超填数字），以备急用。记得家恒那几天一直在忙这些事，实在不可开交了，私下叫我去一号井，给他帮忙做下手。六月三十日晚上，我们足足熬了一个通宵，眼看“耿耿星河欲曙天”，我有了几天困意，就操山路回二号井。可是，我前脚刚到，后边就传来不幸的消息：家恒在井下出事了。 “这怎么可能，一个小时前，他还和我说话呢。”我的记忆依然锁定在一小时前，他挥洒笔墨，当写到“创历史最好水平”几个字时，忽然停下来，说，“我总觉得这话不妥，水平有什么最好、好与不好之分呢？”我说，“那咱们就改成创历史最高水平好了”。他莞尔一笑，道：“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错久了的东西，你改过来，人家会反而不习惯，以为错了的倒是你。咱们还是外甥掌灯――照舅（旧）。”…… 听人说，我们分手后，他就去换工作服下井。矿灯房的姑娘们说快下班了，要他别去，他说是“打个连班，给国庆献礼”。然而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热情奔放，谈笑风生的小伙子，一进班，举起风镐才响几下，顶板说来就来，人说殁就殁了呢！我去看他最后一眼，他还是那样坦然、安祥，好象过分劳累之后刚刚获得一次小憩的机会，嘴边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为这淡淡一笑，我心酸了好久好久。 导致家恒丧生的事故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采上分层时没有铺好底，二是当班的新工人多，技术素质差，支柱不“对山”，没打牢；三是抢救不及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的变化，经验的丰富，我总认为导致直接的死亡原因还与吴家恒本人有关。理由之一是他直接从事采煤工作时间不长，基本上没有单独作业的经验。二是调出生产岗位时间久了，对工作面的情况并不熟悉，他那一风镐正“戳在隐患的关节处”，顶板翻脸无情。三是临近下班，当班作业工人经过一夜的紧张劳动，人人都疲劳了，精力不集中，注意力分散，关照不了他，更别说抢救他了。而他本人也很劳累，关照不了自己，二十几米长的工作面，只垮两米多一点，还是附顶煤，他居然没有挪动半步，没经一丝争扎，就咽气了。四是当时“打连班”和“夺高产”同样属于一种政治冲动，心血来潮，违背正常生产秩序和生命运行规律，而这种时候本来就最容易忽视安全，导致事故。 家恒的“献身精神”永远都是可嘉可敬，可歌可泣的，但是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试想，当时如果他有自主保安防范意识，知道自己疲劳而不去下那次井，事故也许就不会发生（是实上，调度室已经通知交班后停产修理！），而他活下来，可以为党、为国、为企业做更多的工作，以他那种好学上进的精神，成为一个画家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另一个是石昌权，也来自湘西，僮族人，个头不高，人挺机灵，干活时手脚很麻利。他跟我住在同一个大宿舍，都是双层铺，我们睡下铺，他跟我是脑挨脑，工作也在同一个采煤排。那时工矿企业采用部队建制，管工区叫营，队叫连，作业班叫排，小组叫班。石昌权出事那段时间，他爱人正在矿上探亲，小俩口搬到龙圹工区山顶上的探亲房住去了。 记得当时是上晚班，出班后一觉醒来，我正捧着书看。这时，几个湘西老乡突然闯进来，问我：石昌权出班了没有？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听他们一说，才知道他们到探亲家属房找石昌权打扑克，石的爱人说丈夫上晚班去了，昨天就没回来，想必是在二号井朋友那里玩吧。这下可把老乡们急坏了，到处找人。我和石昌权不在一个组，自然说不清。湘西来的同志都经过马田培训，是我的师傅，见多识广。其中一位说，还是分两路，一路去澡塘寻根，一路去矿灯房问底。结果是澡塘“衣柜”有他在地面穿的衣裳，矿灯架上不见他的矿灯。结论只有一个：石昌权出事了！ 花了好几个小时，在一个盲巷的“地鼓”后面（采区的上顺槽，并不深，因“地鼓”突出，已经停了好几个大班）找到了他的遗体：斜躺在“地鼓”那盘方石板上，左手拿着铝合金饭盒，全身已经浮肿、发青。事故分析得出，石昌权是在先一天的晚班用“班中餐”时，因干活出汗多，带着饭盒钻进盲巷“地鼓”后面，想一边吃，一边暖和一下身子，不幸瓦斯窒息身亡。追查责任，一是工区领导没有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负有领导责任；二是通风工没有及时钉栅栏，当班值班队长出班时没有清点人数，负有直接责任；三是澡塘、矿灯房当班工人没有坚持交接班制度，负有一定责任。应当说，责任划分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 但是，仔细想一想，不只是石昌权自己负有一定责任，我那一班哥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煤矿井下绝对不许钻停风的盲巷，当工人新来乍到，第一堂安全课就讲过，天天念的安全经也有这一条。但是，就在发现石昌权出事之前，我们也一直是在那个盲巷口子上用餐，――我还背靠“地鼓”打过坐，阖过眼皮，只是没有转到里面去罢了。为什么要在这里用餐？无非这里避风，煤灰少，暖和些，贪一时的便利，图片刻的舒服。如果牢记安全条例，想到这里与死亡只有一“石”之隔，纵有豹子胆也不敢往那里钻。你想，这脚是自己指挥钻进去的，就没有责任？ 还有一个是我的同乡，叫李家并。这小子很机谨。记得当年去招工的带队干部曾经这样说，白沙煤矿是个特大煤矿，每三分钟就能拉出两列火车煤来。他马上问，是不是走京广线？那人回答是呀。他说，按这个速度，京广线不会被煤车堵死吗？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小子块头结实，精明能干，象头出山虎。分到龙塘采一队，只干一年就当上了班长、团支部书记。正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在一次采区放顶中因工死亡。 事故是这样发生的，当时龙塘工区采一队工作面长壁剩下不足十米，距离上山中巷已经很近。当班李家并把区内浮煤清扫完毕，草草作些准备后，没有动用回柱绞车，就采用锤打斧敲的老办法干了起来。还叫其的工友靠边站，别碍手脚。当时他估计，凭他的体力和经验，放下这几根杠子不成问题。事实上，他原来就干过，领导也没有少批评他。没出事，他熊着呢，能把他怎样？可就是这一次，顶板冒火了，来了一个大“推磨”，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追究事故责任，照例一是矿区领导，二队长、书记，三是有关人员。至于李家并自己有不有责任，这话没人敢说，也不能说，人家连命都搭上了，再说责任就丧良心了。 然而，今天我还是说了，我触摸过，我的良心尚在，而且跳得很平静。 煤矿井下有五大自然灾害，属称“五只饿虎同行”，危险性可想而知，加之作业空间窄小，照明也只有头顶上那盏矿灯，作业条件更是异常艰苦。南方机械化程度低下的矿井，情况犹为突出，说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一点没夸张。工人们说是背着“灵牌”作业，也一点不过分。在这样一种生产环境中，相互关照固然不可少，但更多、更重要的还是自己要增强自主保安意识。在生产现场的班队长，想要盯住、盯牢每一个作业人员，凭良心说，几乎是不现实的，何况他们自身也有一个安全问题。现场所有作业人员，都要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生死两条路明摆在眼前，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时时小心，事事留意，处处谨慎，千万不要误入绝地。神要守舍，双眼要盯住、盯牢“生门”。 惜我而去的殉难兄弟，一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时常呈现在我的记忆中，他们时而面带笑容，时而眼含泪光，形同写满层层楼荫的莫愁湖波，似梦真切，如幻迷惘。他们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到我带着这许多美好的回忆，加入他们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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